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作为其核心经济政策之一,其目的具有多重性。一方面,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,使政府获得额外的资金来源。另一方面,关税被用作施压工具,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作出让步,以实现美国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。此外,推动产业回流也是重要目的之一,希望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,促使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从国外迁回国内,从而增加国内就业机会。
从历史背景来看,美国政府曾多次试图通过提升关税来摆脱经济困境。例如,1897年共和党人威廉·麦金莱入主白宫后,签署《丁利关税法》,大幅提升羊毛、棉纺品、丝绸和糖等商品的关税,将美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提升至52%;1930年时任总统胡佛签署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,对2万多种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;1971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宣布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10%的附加费;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加征最高达30%的关税。这些历史事件表明,美国在不同时期都有利用关税政策来应对经济问题的传统,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。
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显示,2025年美国平均关税水平从2.6%升至13%。不同时间段美国承担关税冲击的比例有所不同,1月至8月期间,美国承担了94%的关税冲击;9月至10月为92%;11月为86%。研究指出,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,外国出口商并未显著降价,关税成本几乎“100%转嫁至美国进口价格”。
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所征大规模关税违法后,特朗普政府正准备援引关联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条款对6类行业产品加征关税。美国商务部正依据《1962年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款对大型电池、铸铁和铁配件、塑料管道、工业化学品以及电网和电信设备等行业产品启动新调查(“232调查”),该条款允许美国政府基于所谓“国家安全风险”征收关税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依据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301条款启动新的贸易调查(“301调查”),后续可能出台关税措施,该条款允许美国政府对所谓“不公平贸易行为”征收关税。此外,特朗普政府先前已援引第232条款对半导体、药品、无人机、工业机器人和太阳能电池板多晶硅等9类行业产品展开调查,不少调查已开展近一年,相关工作可能在最高法院裁决后加速推进。特朗普政府还有意修改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加征的钢铝关税的算法,可能会调低不少产品的名义关税税率,但同时会依据产品的全部价值而非其钢铝成分的价值来计税,这意味着不少公司最终可能要多缴关税。
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实施的大多数关税措施违反美国宪法后,特朗普迅速转向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。当晚,他宣布自2月24日起,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10%的临时关税,有效期150天,部分豁免商品除外。该条款规定总统可在国际收支失衡或紧急情况下,对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%的关税,但有效期仅为150天,之后须由国会决定是否延长。
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报告称,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大部分成本,比例约为90%,与政府此前“由外国承担关税”的说法形成对比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,外国出口商承担约5%的成本,美国企业短期内吸收约30%,其余70%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。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,2025年美国加征的额外关税中,31%至63%的成本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。若新一轮10%关税持续实施,其成本仍可能主要由美方消化。专家估计,在俄勒冈州,新关税措施将使普通家庭每年生活成本增加1200美元以上。
关税政策的反复调整加剧了市场波动与经济不确定性。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指出,关税政策反复调整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,美国股市与欧洲股市相继下跌。美国智库“美国经济自由计划”下属“重新思考贸易”项目总监洛丽·沃勒奇预期,最高法院裁决不会使美国关税税率出现“大幅改变”,但最高法院的裁决会限制特朗普在非贸易问题上把关税用作“惩罚”手段的能力。《纽约时报》认为,过去一年,特朗普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“无法预测的贸易政策”,而新的关税举措又将给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。曾在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期出任贸易官员的美国律师格蕾塔·派施说:“今后1个月、2个月或6个月的关税会是什么样,我们比上周更不确定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在增加。”
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、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·萨默斯说,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美国历史上“**的经济自戕”,可能导致约200万美国人失业,每个家庭将面临至少5000美元的收入损失。2002年小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关税,虽然给美国钢铁行业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,但导致钢铁价格高涨,汽车、家电等下游行业成本飙升,相关企业苦不堪言,当年美国因钢铁关税流失约20万个工作岗位,远超当时美国整个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。由此可见,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。
多国媒体和专业人士批评美方所谓“对等关税”是倒行逆施,将对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造成冲击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伊恩·贝格表示,“这场关税战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,尤其是在引发连锁反应、各国进行报复性反制的情况下,后果不容低估。”德国巴登 - 符腾堡州银行金融市场研究主管托马斯·迈斯纳说,美国的“对等关税”意味着“向全球自由贸易宣战”,全球贸易正面临严峻局势。阿根廷主流媒体《号角报》发表文章说,所谓“对等关税”不会让美国重回特朗普声称的“黄金时代”,反而使其站到了全球对立面。
英国商会估计,15%的关税税率上调将使英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关税成本增加27亿至40亿美元。英国商会贸易政策负责人威廉·贝恩表示,频繁变化的政策令企业难以制定价格和投资计划,“人们对于不断变动、缺乏任何清晰度和确定性的关税政策感到疲倦,企业对缺乏确定性的关税环境感到沮丧”。欧盟方面亦保持警惕,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推迟原定批准投票,该委员会主席贝恩德·朗格指出,新税率若叠加实施,将突破此前达成的关税上限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则警告,此举可能打破欧美此前谈判形成的“平衡”,并给商业环境带来新的混乱。不过,美国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此前已就基础关税达成阶段性安排,大多维持在10%至15%区间,因此短期冲击有限,这些国家既不愿激怒特朗普,也希望利用其关税工具受限的窗口期调整出口节奏。
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打乱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布局。许多跨国企业原本基于成本、资源和市场等因素构建的产业链,因关税的变动而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。一些企业可能会被迫转移生产基地,寻找关税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,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,也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和效率。例如,一些依赖美国市场的制造业企业,可能会因为关税的提高而减少对美国的出口,转而开拓其他市场,或者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,以降低成本和规避关税风险。
2月20日,美国最高法院以6∶3的投票结果裁定,特朗普总统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实施的大多数关税措施违反美国宪法,超越总统职权。这一裁决是对总统权力在关税问题上的一次重要限制,但并未堵死其关税路径,只是压缩了其操作空间。有3名保守派大法官认为在重大行政权扩张问题上,若法律未明确授权,总统不得自行扩大解释权力。
据美国俄勒冈州司法部门3月5日发布的声明,俄勒冈州联合另外23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实施的新关税措施。声明指出,一年多来,特朗普政府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征收关税,给美国经济带来混乱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对多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违法后,特朗普转而援引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款,宣布对全球大多数产品征收15%的关税,但该条款只适用于“巨大且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”等特定情况,而贸易逆差并不等同于国际收支赤字,这意味着特朗普再次违法,该行为破坏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原则,并违反《行政程序法》。
短期内,特朗普可能会继续利用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的临时关税政策,在150天的窗口期内,他很可能会启动更具长期效力的301条款或232条款等调查,以补足后续法律依据。同时,他也可能会根据国内外的舆论和经济形势,对关税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优化,以缓解关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从长期来看,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若持续实施,可能会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,引发更多的贸易争端和报复性措施。这将对美国的经济增长、就业和国际形象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。此外,全球经济也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局面,国际贸易秩序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,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也将受到威胁。但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认识到关税政策的弊端,及时调整政策方向,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协商,通过平等、互利的贸易谈判来解决贸易问题,那么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可能迎来更加稳定和健康的发展。
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政策,它不仅对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,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在未来,如何平衡各方利益,推动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,是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。